目 录
（一）王岐山强调:严肃认真开展会员卡清退活动
（二）中纪委反腐以自身为试点透露新气象
（三）学习周恩来精神 永葆党性纯洁
（四）中央苏区党风廉政建设基本经验研究
（五）党在延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六）古代肃贪那些事
王岐山强调:严肃认真开展会员卡清退活动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７日电（记者周英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２７日出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会员卡清退活动，实现自我净化，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要通过这次活动，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纪检监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落实八项规定。
王岐山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进一步明确定位，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全面履行党章赋予执纪监督的职责。
王岐山说，加强作风建设，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必须把自己摆进去，联系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从小处抓起，从点滴做起，防微杜渐。中央纪委决定在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是纪检监察干部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果、加强自身建设、实现自我净化的具体措施。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纪检监察干部职工要深刻理解此次活动的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按时清退，真正做到“零持有、零报告”。领导干部要带头清退，发挥表率作用。欢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次活动进行监督。
王岐山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次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是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前奏曲”。纪检监察干部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牢固确立凡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的意识，正人必先正己，在活动中“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增强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自觉抵御各种诱惑，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以改进作风的新成效积累“正能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９２周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主持会议。
中央纪委已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６月２０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中纪委反腐以自身为试点透露新气象
来源：新华网
此次中纪委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既是对落实八项规定成果的巩固，也可以理解为，将反腐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是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
作为执政党的最高纪检机关，中央纪委此次部署“自我净化”行动，向全社会发出一个信号：纪检监察系统自身要以实际行动，模范贯彻中央八项规定。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等规定。中纪委此次开展的会员卡清退活动，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细化和延续。
打铁先要自身硬。中纪委负责人昨天表示，欢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次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次以清退会员卡为重点的反腐专项行动中，中纪委以自身作为“试点”，作为全面打击会所腐败、会员卡腐败的前哨战。这表明随着落实八项规定工作的深入，纪检监察系统正在将反腐以及舆论监督引向自身。
会员卡泛指普通身份识别卡，其用途广泛包括商场、宾馆、酒家等消费场所的会员认证。会员卡及会员制服务，作为一种服务管理模式，可以提高顾客回头率、品牌忠诚度等。会员卡虽小，但在其轻巧的身形下，却经常隐藏着严重的腐败行为。近年来，高尔夫、健身、美容、餐饮等各种高档会所发放的会员卡，已经被渲染上越来越强烈的特权色彩，同时也散发出越来越浓烈的腐败气息，“会员卡腐败”这种新型腐败已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目前的“会员卡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员卡成为直接的行贿受贿标的。在腐败当事人看来，收受会员卡主要是人情往来性质，有异于直接收取现金财物，接受会员卡似乎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相比传统受贿方式更为“安全”。事实上，正是在这种侥幸心理影响下，会员卡受贿通常是金额巨大，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因索贿、受贿被判刑14年，其中收受的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达百万元。二是，会员卡成为官员的贪污工具。一些贪腐官员利用相关会所出具的发票，掩盖其鲸吞公款的犯罪行为，如北京市卫生局原机关工会主席白宏，将399万余元公款转入高档会所办理美容卡用于个人消费。三是，会员卡成为权力与利益、政要与商界的“勾兑剂”。在各类以“会员卡”为门槛商业机构中，近期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是一些为官员和商人提供服务的高级会所。这些会所名目繁多，有高尔夫会所、美容养生会所、雪茄会所等，由于缺乏监管以及具有极强的私密性，不少会所藏污纳垢成为色情、赌博等不法活动的隐蔽所。更为严重的是，高级会所的高门槛和私密性使其成为各种政商关系“勾兑”的密室，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温床。
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轨迹来看，此次中纪委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既是对落实八项规定成果的巩固，也可以理解为，将反腐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是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信号。据报道，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明目张胆的大吃大喝行为明显收敛，但官员们纷纷转战私密高端场所以躲避公众视线。此次中纪委的“会员卡禁令”，目前虽然还局限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但该禁令无疑也是对近期腐败新动向的快速回应，是对各类腐败分子的有力震慑。（评论员樊大彧）
学习周恩来精神永葆党性纯洁
来源：新华网
保持党的纯洁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肩负着重大责任。周恩来总理是全党楷模，是党性纯洁的典范。作为周恩来总理家乡的纪检监察干部，更要大力弘扬周恩来总理崇高精神品质，提升忠诚度，永葆纯洁性，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努力推进总理家乡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学习周总理信仰坚定的忠诚品质，做党性纯洁的积极实践者。“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是周总理的“第一精神”。周总理的忠诚源自坚定纯洁的党性修养，源自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因为忠诚于党的事业，故能大爱，故能无私。无论从政还是做人，忠诚始终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品质，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度建设，从保持思想纯洁入手，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做好党的忠诚卫士。
学习周总理胸怀天下的大局观念，做跨越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周恩来总理一生胸怀大局，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学习周总理精神，要永远铭记和实践周恩来总理的大局意识。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引导和督促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强化执行力。要时刻关注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要在服务大局方面主动谋划、主动参与，跟得上、贴得紧、融得进，创优区域发展比较优势，助推跨越争先。
学习周总理永不懈怠的勤勉风范，做党纪政纪的坚决维护者。周总理是勤勉履职的楷模，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要大力实施“周恩来故乡倡廉工程”，深入挖掘和充分运用伟人故乡这一优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筑牢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制度化、常态化、有形化地开展周恩来精神教育，对新进公务员和新任领导干部开展党性党风教育和廉政谈话。要积极探索保证党性纯洁的长效措施，狠抓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规定的落实，以严明的纪律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党性纯洁。
学习周总理心系群众的民生情怀，做群众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周恩来总理视自己为人民的儿子，视为人民服务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并作为毕生的追求。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是须臾不离的鱼水关系，而不是实用主义的蛙水关系，更不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执纪为民，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着力加大对建设工程、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力度。要带着感情做工作，深入基层、学习基层、服务基层，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学习周总理自律奉献的道德操守，做党的优良作风的引领示范者。周恩来总理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廉自守、无私奉献的本色，做到干事、干练、干净。要严于律己、坚守底线，带头执行《廉政准则》各项规定，时刻做到情趣健康、追求纯粹。要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把人生的追求建立在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上，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要大力探索创新，破解工作难题，创造出经得起人民评判、经得起同行评价、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工作业绩。
中央苏区党风廉政建设基本经验研究
来源：新华网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瑞金成为红色首都。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探索和成功实践。为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开创了为政清廉的一代新风，其经验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着重要而现实的借鉴作用。
要始终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时刻威胁着党和苏维埃的生存与发展，把反腐败当做“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对腐败现象保持了高度警惕，把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突出地位，坚持从严治党、治政，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带头表率作用，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身作则，克己奉公，带头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
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192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时，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苏区的干部廉洁奉公，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形成于革命年代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山歌，至今仍耳熟能详。现在，我们的物质技术条件与革命时代相比已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当前在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着群众观念淡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现象和问题，违背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要始终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中央苏区在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例如，加强了预防制度建设，建立了统一完善的财政制度，将财政的收入、支出、保管、审核四个环节分开，对财政权力形成了监督和制约。一些地方实行了财务公开制度，推动了公共财政的阳光透明运行。加强了监督制度建设，建立了党和政府专门监督机关，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实行集中监督检查和重点巡视相结合，形成了监督合力。加强了惩治制度建设，为司法机关惩处贪污腐化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保持着反腐败的高压势头，查处了一大批大案要案，这其中有些案件是在同一个岗位、同一个领域不断发生的，令人深思。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我们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还存在不足，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缺乏配套性和系统性，还有些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为此，我们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健全内控机制，将廉政与效能有机结合，以廉促能，以能增效。
党在延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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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间，培育形成了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优良传统，打造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治，特别是边区廉政建设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一是以加强党性修养为核心，形成有效的教育制度。延安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廉政意识，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1942年，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用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22个文件，统一全党思想，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44年9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为人民服务》，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同志。这一系列制度化的教育，为边区廉政建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是重视发扬民主，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边区政府逐步健全了选举罢免制度。边区、县、乡的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府主席、县长、乡长及其委员，由参议会选举；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提名，经参议会批准。公务人员如有违法失职腐败行为，参议会可以将其罢免。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自胜而衰的历史周期律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是陕甘宁边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
三是坚持以法保廉，建立惩戒制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38年，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要求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严肃查处了180多件贪污腐化案件。由于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法规完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保证了廉洁政治的发展。
四是提高制度建设系统性，健全各项配套制度。在延安时期，为杜绝财经的贪污浪费，党中央制定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金库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做到收入、支出、保管、审核等环节相互制约和监督；在组织制度上，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各级政府奖惩条例》。为促使以上制度的落实，边区政府又建立了政府工作自我检查制度，以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同时，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执行。
在新的历史阶段，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重点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党在延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加强教育相结合。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不断丰富教育形式，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员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强化监督相结合。积极探索加强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重要情况报告制度。完善党内决策监督机制，健全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廉政勤政、选人用人情况等方面的制度，建立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预防腐败相结合。充分发挥制度在预防腐败中的基础作用，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政管理、投资管理、执法管理等各项制度。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着力推进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岗位风险排查、教育、预警、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惩治腐败相结合。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舆情收集和处置机制；建立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制度；完善重大案件剖析制度和通报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同时，要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领导率先垂范相结合，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遵守制度，而且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古代肃贪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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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高举肃贪大旗，且手段不断翻新，真可谓亮点频出、精彩纷呈。
著书立说
夏初太康失国，太康的弟弟编写了《五子之歌》，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淫逸。周公深刻总结商朝亡国教训，希望统治者“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的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即后人概括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别出心裁，不仅亲自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而且教材的编写思路很吸引人的眼球，基本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唤醒官吏们的良心，可谓用心良苦。
以身作则
一些开
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却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
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但他很长时间却住在隋朝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严刑惩贪
感化和教育尽管必要，但同样并非万能。于是，一些君王为震慑贪官，强调以严刑肃贪，一是体现在量刑上，二是不赦贪官。
先说量刑。《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甚至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明朝惩治贪官十分严酷，包括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据统计，明朝先后处死了15万名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员152人。
再说“不赦贪官”，换句话说就是“不让贪官有复出之日”。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重用廉吏
重用廉吏，褒扬清官，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肃贪的一大“法宝”。汉昭帝、汉宣帝时重用名相黄霸，是因为此人“以廉称”。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褒奖有加，除了“敢谏”，廉洁也是重要的一条。魏征死后，李世民亲自写碑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鼓励举报
除了上述肃贪招数，一些王朝还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仅鼓励百姓举报，还鼓励百姓“越级上访”，让贪官无藏身之地。
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令”的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魏晋以下各朝，正式设置“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明朝允许百姓将害民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意为非，贪污受贿，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获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当即命人砍去其脚趾。
清朝也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龙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王朝肃贪亮点频出，但无论哪个朝代，都没有跳出肃贪“开始重视，中期疏忽，后期放任”的历史周期律。